林祺:《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

這是一本帶領臺灣各世代讀者重返二二八事件歷史起點之書。

七十年前的二二八事件,是臺灣歷史上死傷最慘重的官民衝突事件。在戒嚴期間,這道歷史傷口成為不可碰觸的禁忌,相關研究直到解嚴後的一九九○年代,才開始蓬勃發展,至今已累積出相當豐碩的成果。但作者陳翠蓮認為,關於二二八的研究「迄今為止仍然著重在整理受害記憶」,然而,「面對歷史,我們不僅要控訴群體慘烈的受害與犧牲,更應探索我們的群體為何受害?如何受害?當時所處內外在條件?面對危機時,社會群體的反應與處置為何失敗?」因此,她試圖跳脫將二二八事件個案化的研究框架,把視角拉高,以俯瞰的姿態,重新檢視二二八事件爆發的時空背景。

拉高視角後發現,過往研究都將二二八事件視為中國的內政問題,這其實忽略了兩條極重要的國際政治脈絡:一、美國在戰後決定與國民黨中國合作,聯手建立遠東新秩序。二、戰後臺灣的地位其實並不明確,雖然按照開羅宣言,臺、澎應於戰後歸還中國,但作者提醒我們,就國際觀點而言,當時中國是以「盟軍代表」的身分對臺灣進行「軍事占領」,並非「光復台灣」。以美國為首的盟軍規劃,對佔領地實行軍政府的軍事佔領,軍事佔領並不能轉移該地的主權給予佔領國、任意改變當地人民國籍,要求對佔領國效忠,而臺灣正是這樣的佔領地。當駐臺日軍依照盟軍第一號命令,向戰區總司令蔣介石投降後,中國本應進行「軍事佔領」,然而實際行為卻是實質軍事佔領的情況下,還宣傳「光復」、「回歸祖國」等等口號,製造錯誤的認知,欺騙洗腦臺灣人。而本來在日本統治下受到歧視的臺灣人,確實也因能回歸一個強大的中國,而不疑有他。影響臺灣戰後局勢的二二八事件,即在上述局勢下產生。所以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國民黨政府決定直接以武力解決以免遭美方質疑其統治能力,美方最後也選擇只關切、不插手,這背後其實跟戰後美中合作體制的成形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除了全新的觀點,本書也廣泛運用最新出土的史料,例如二○一五年才由中研院臺史所出版的《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內容為當時國民黨基層特務人員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活動與報告。藉由作者精采的論證與解讀,讀者可以清楚看到國民黨派系政治盤根錯節及利用特務剷除異己的統治文化,是如何導致二二八事件最終以悲劇收場。

 

本書提出的全新研究架構,除開拓了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視野,也有助讀者瞭解臺灣當前國際地位的困境所由何來。作者在書末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假設性問題:如果二二八事件是發生在一九四八下半年,結果會不會不一樣?因為這時候,隨著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日趨下風,美方對於這位盟友的信任感也愈趨下降,開始思考讓臺灣脫離中國、提交聯合國處理等方案的可行性,美中合作體制瀕臨破局。然而,一九五○年韓戰爆發,東亞冷戰格局形成,為圍堵共產勢力,美國與國民黨政府再次攜手,「中華民國在臺灣」遂成為難以動搖的定局。而臺灣受困於美、中兩大強權之間的處境,也至今未變。

除了新的觀點,本書並大量運用新出土的檔案,解讀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經過與後續影響。同時讓許多懸案得以破解,許多細節得以明朗,也曝光了很多不為人知的內幕,像是有些「被失蹤者」(如台北市王添灯)證明是遭到「密裁」;CC派想藉機趕走屬於政學派的陳儀,因此不希望事件太快平息,頻頻暗中挑撥、製造動亂;特務滲透進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煽動民間代表一再升高訴求,而這些卻成為官方日後認定他們有叛亂意圖的證據。

在整個事件中,陳儀是迫於無奈才向蔣介石請兵鎮壓?蔣介石是誤以為臺灣有共產黨作亂才派兵鎮壓?這些爭議已久的問題,作者也透過新舊史料,給予了相信能令讀者信服的答案。

「重構二二八」這本書中,在敘述二二八事件時,不像許多一般的歷史書和學校課堂上提到這段歷史時,常常直接以專賣局緝私菸時的執法不當作為開始,但讀過《重構二二八》,才會知道,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國民政府的種種對台灣人的施政措施,就是種下這個大事件的伏筆。作者將重點著重於戰後遠東與中國國內秩序變動下,如何出現作者提出的「美中體制」,在這體制下,導致「讓中國直接接收台灣」還是「美軍暫時佔領台灣成立軍政府」的拉扯,臺灣定位問題如何遭到擱置與放棄,使中國統治者與「國民黨統治模式」一道移入臺灣,臺灣人又怎麼與之互動、連結,最終衝突隔閡一發不可收拾,擦槍走火,導致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以及其後對台灣本島、台灣人民以及台灣本省各界菁英深遠的影響。

若只將目光聚集在個別知名人物的重新評價,免不了模糊了問題的焦點,也就是本書用以剖析二二八事件的因素之一。當日本戰敗,中國接收台灣之後,國民黨政府統治模式的移入,以派系與特務政治為其特徵。早在一九四五年國府接收初期便來臺的軍統人員,逐步建置佈及各縣市之情報網絡的路徑。此外,自創黨以來,即一路相互奪取資源的國民黨內各派系,當然也不會放過臺灣這個擁有許多空出的公家機關職位和大量日本人留下的各種價值不菲的產業的新樂園。作者勾勒事件前後的派系競爭輪廓的變遷,先以一個標題「特務機關先抵達台灣」,凸顯國民黨中央對剛從日本人手中收回的台灣人民的不信任,並栩栩如生地描寫各派系領導人或在臺代理人如何架構起資源分配網絡,特別是與行政長官陳儀有很大的嫌隙的「CC派」(陳果夫、陳立夫派系)如何百般擾亂陳儀,在 228 事件之初,CC 派與軍統便透過煽動與特務滲透,有意動員擴大騷亂,意圖使陳儀因治台失敗而被撤換。而陳儀也是玩弄權術的好手,表面安撫台人,同時藉擴大的事端,請求中央派兵鎮壓,強化自己,並在事後肅清 CC 派。

當時臺灣島內擁有中國經驗的「半山集團」與本地菁英,不管所持理念或追求的目標為何,都只能選擇加入網絡,以其殊異的角色與機運,在二二八事件中成為獲益者或犧牲者。台籍菁英參與較深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對這套文化最不熟悉,成為事件中死傷最為慘重者。從各方參與者競逐的角度來考察派系政治文化,作者避開了過去對政治失能的「貪官污吏」道德解釋,也跨出了簡化的現代化文化衝突解釋。

其中最為大開眼界的,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購得的「保密局」檔案與國安局「拂塵專案」檔案等為基礎而發展的研究成果莫屬。保密局的手段除了較為人知,承襲軍統「制裁」傳統的恐怖手段;或誇大有關台灣本島二二八事件的情報影響南京判斷,使習慣以武力解決問題的蔣介石派出大軍來鎮壓之外;還有散佈各組織的情報網絡,例如在林頂立的操作下,讓地方角頭許德輝以治安維護為名成立組織「忠義服務隊」打入臺北處理委員會,順利獲選治安組組長,而在會議中煽動分化群眾,甚至後來逮捕同樣投入治安維護的青年學生。除臺北外,作者也在一份份密報中,發現其他縣市的處委會、治安隊、青年團等民眾組織裡,都混雜著各種保密局的特務。從有關保密局的篇章讀來,以鎮壓者的角度來看,分化與鐵腕並下的邏輯堪稱縝密與精確,只要能不思及遭遇這些手段者不是那些真正作惡多端,應當被審判的,而是許多無辜的人民。

過去討論二二八事件的責任追究,除列名為元兇的蔣介石,只會用武力解決暴動,以及治臺失當,又在事件中玩弄兩面手法,一方面與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溝通,另一方面向南京的國民黨中央請求大批援軍的陳儀之外,常被提及的是握有武力的彭孟緝、張慕陶與柯遠芬等將領,以及宣慰無效的時任國防部長白崇禧。正是陸續出土的研究資料,試圖描繪情治單位的制度輪廓與角色,漸漸地深化讀者對當時國家機器在二二八事件的作用的認知。對研究台灣的歷史學者而言,情治系統如何作為國民黨威權統治者的強制工具是威權政治研究頗具研究價值的領域,此書的豐富材料當可供後世研究者更深探討。

在二二八事件中,不同的族群,看待這個事件的觀點也會十分不同,這時若只就單一一個立場來看待這件事,將肇因點完全歸於蔣介石的軍隊鎮壓或是抗議民眾行為暴力甚至被「赤化」以至於攻擊中央政府,都太過偏頗,若要理性看待這些敏感議題而不為其他聲音,必須站在一個中立客觀的公民角度來審視這件事,不只是用單一民族的角度和立場來批判和審視,避免落入宣揚民族主義史觀而失去公理。而《重構二二八》這本書用一條清楚的脈絡,引用許多真實史料,不加入過多的己方立場和觀念,將從日本戰敗時到二二八事件發生的種種細節陳列在讀者面前,更是將一條重要的史實──國民政府在只是「軍事占領」時就自行將台灣列入中國的一省,並非完全合法領有台灣,讓人在國民政府處理台灣的各種措施上有了更多的思考空間。在書中也為二二八事件中的一大戰犯──蔣介石還了一些清白,由於當時國民黨中派系林立,盤根錯節的複雜關係讓蔣介石身為最高領導者也難以處理,眼前又有國共內戰,只能任由那些人恣意掠奪資源並自鄉鬥爭;而蔣氏本人又迷信武力,便導致在二二八事件時還未有明朗的對台資訊便出動軍隊鎮壓,造成傷亡。

二二八事件如今已滿七十一年,當年真實的受害者、加害者大部分皆已化為一抔黃土,再多的爭辯、謾罵、牽拖,都沒什麼用,只會加深受害的本外省族群更大的創傷,將一個歷史事件演化為意識形態之爭的長期戰場,這本書教導所有的讀者,透過歷史研究努力還原事實,或許才是紀念二二八最好的方式,也能夠避免出現更多錯誤偏頗的觀念與意識形態。現今臺灣又開始針對二二八事件以及白色恐怖之受害者討論學習德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實行「轉型正義」,讓戰爭時期的受害者能夠得到該有的賠償,這本書中帶給人們的歷史研究,或許可以成為討論的真正基礎。

(本文作者為林祺)